溱湖湿地公园和北大街

阳明学。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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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因王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王守仁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守仁的主张为其学生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着名流派——阳明学派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上周日,去了泰州,长学问了,认得了两个字:“溱”与“簖”,知道了涛哥原来是江苏泰州人。

其中最着名者六人。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着也。”。

百度了一下,这个溱原来是河南的一条河名,最早见于《诗经》,《诗•郑风•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旧注谓其“刺淫乱也”。说的是春天到了,溱水与洧水上涨了,小伙子和姑娘们在河边的草地里谈恋爱,所以,“溱洧”两字,在古汉语境中不是个好字眼。泰州姜堰古称“溱潼”,所在这个湖叫“溱湖”。至于姜堰为什么要叫“溱潼”这个怪名字,百度里没说,要求教于博学的博友了。

中文名,阳明学。别称,王学。心学。创始人,王守仁。创立时间,明朝中晚期。学术主张,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派别,主观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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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

“簖”字也许更冷僻,导游介绍说溱湖有八鲜(是八种美味的食物,不是八个小鲜肉),簖蟹就是其中一鲜,这个簖与蟹相连,更让人感觉到莫名其妙。看了实物,原来是老朋友,是我们绍兴人叫作“箔”的那种东西。“箔”为何物?不是水乡的人还是不知道,所谓“箔”,就是用来分割水面的细密的竹栅栏。这样的竹栅栏能通水、通船,但又可防止鱼类的逃逸。绍兴人叫“箔”,江苏人叫“簖”,所谓“簖蟹”就是在箔边捉到的螃蟹。江苏人郑板桥诗云:“船过簖抓背,风吹水皱皮”,写得有趣。在水乡坐船夜行,听桨声水声和船过“箔”的摩擦声,是十分有意境的,我的耳朵至今还能清晰而逼真地还原出它的音质音色。

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着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着。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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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着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箔”的产生应该与外荡养鱼和水面产权的确立有关。河流的取水权和航行权一向是公共的,捕捞权和养殖权在江浙一带的内河,至迟在明代已经私有化了。“箔”就是这种私有权的分界线。我家门前有一条河,名叫“商寨江”,据说是明代商家大小姐商景兰嫁给祁彪佳时的陪嫁,意思是说我们商家的女儿不需要“嫁汉吃饭”,我把“商寨江”水面的产权当嫁妆,以后我女儿喝的水也是自己家里的。可见那时内河的产权已经充分私有化了。商夫人出身名门,德才兼备,能书善画,是个美女兼才女,与祁彪佳结婚后,伉俪相敬,琴瑟和谐,被时人誉为“金童玉女”、“神仙伴侣”,是一对模范夫妻。在《祁彪佳日记》中,多有“某年某月某日某晚与夫人敦伦”字样,做爱频率不低,可见感情是十分好的。

时代背景。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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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败的转变时期。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规模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与此同时。王阳明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自然经济的时期。王阳明的家乡江浙一带尤为突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正是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

从湖西码头坐船,船行十几分钟,至湖东码头,湖中耸立着一尊三面观音,颇有气势,应该化了不少钱的。登岸,先要穿过一个湿地博物馆,做得较沉闷无趣。接下去是一片宽阔的浅水区,水质清澈,水下荇藻摇曳,小鱼穿梭。水上架有长长的木质栈道,走过栈道,到了景区的码头。景区游览有舟行、陆行两种方式,舟行又分两种,一种是坐电动船,每位票价25元,一种是坐手摇船,每位票价30元。摇橹的船娘一式蓝底白花仿拔染印花大褂打扮,《沙家滨》中阿庆嫂的样子,只是没阿庆嫂漂亮。我的建议是:北方人可选舟行,体验一下坐船的感觉;南方人还是走路的好,一则省银子,二则可健身。园内景色无非岸柳汀蓼,花花草草,点缀以亭台楼阁、竹篱草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来自大西北的人看看是可以的,江南之人就见多不怪了。大致与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相类,没有西溪精致,但比西溪大气。

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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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渊源。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并无具体的师承关系。

但从学术渊源上看是直接继承了孟轲和陆九渊思想的正如《明史·本传》中所说的一样:“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王阳明学术思想理论基础的“致良知”学说。是把孟子的“良知”说拿过来而加以发挥的。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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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的这些话与孟子所说的如出一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王阳明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论断: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王阳明的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人们破除片面迷信儒家经典。

中午在北大街口大娘水饺店中吃了一顿饺子,由地导带着,参观北大街。

使思想有所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与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通。在宋代诸儒中。王阳明是最为推崇陆九渊的。他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实际上王阳明学术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如“心即理”。“发明本心”。“求诸心”。“学是去人欲。存天理”。“六经皆吾心之记籍”等。都是从陆九渊那里来的。

据说北大街早在北宋年间就商贾云集,是苏中、苏北的粮油、茶叶集散地。现在我们看到的北大街是崭新出炉的,介绍说:“北大街文化街区位于泰州市姜堰区主城区传统的文化和商业中心,
占地42亩,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由金姜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3亿元打造”,2013年时始建成开放。虽说采取了“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修缮原则,但这个北大街看上去,完全就是重新建造的一样。看得出是花了心思的,其院落幽深、街巷纵横,灰砖黛瓦、整洁雅致,到是十分养眼。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以对抗程朱学派的“理学”。具有反教条。反传统的意义。他之所以一反“是朱非陆”的旧传统。并以巨大的勇气在《答徐成之》的信中宣称:“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而为陆九渊翻案。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学术思想争取历史地位。所以。学术史上把陆九渊和王阳明合称为陆王学派是很有道理的。同时也说明了两者在学术渊源上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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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

北大街包括王氏宗祠、黄龙士纪念馆、徽商旧居、乾隆昌栈等景点。黄龙士纪念馆是清代棋圣黄龙士的故居。乾隆昌栈是民国初期姜堰最大的南北货商行,修缮后现在布展为当代杰出华人画家曹俊艺术馆。这位旅美画家就出生在姜堰,其作品已价格不菲,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古语说得好:“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曹先生现在出门都不用带现金和银行卡了,随便画几笔就能当钱用,那样子比土豪签支票还潇洒,好羡慕呀!

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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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王氏宗祠和徽商旧居。

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

徽商旧居是胡主席的故居。涛哥的藉贯官方介绍的是安徽绩溪,其实那是他的祖藉,而且是相隔好几代的祖藉。胡主席生于泰州,长于泰州,一直到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时才离开。之所以定安徽绩溪为故乡,应与绩溪胡氏宗族的强势有关,据说涛哥在读小学时曾把藉贯填作泰州,是他父亲更正为绩溪的,可见胡家人对这条根脉的忠诚度和向心力。绩溪胡氏是名门望族,历代人才辈出,如抗倭名将胡宗宪、红顶商人胡雪岩、知名学者胡适之等。

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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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心学”是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的。《明史·儒林列传序》曾记载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

1942年胡主席就诞生于上图这幢二层的小楼里。小楼没开放,旁边的几个平房院落已辟为徽茶文化展示中心,供游人参观。胡主席行事缜密低调务实,有周公的遗风,在对其故居的处理上也可见一斑。在正式的介绍和报道中几乎刻意回避了那个名字。此行的另一个收获是看见了胡静之老先生的照片,父子俩眉宇眼角间十分相像。

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这说明王阳明适应了当时明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即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的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力图把儒学加以刷新和改造。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凡二十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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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门人遍布各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阳明将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改造得更为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便于传播和推行。这无疑为行将衰败。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阳明学派的形成自然与阳明学有密切联系。所谓阳明学派。实际是以王阳明为宗师和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弟子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体系庞杂。

王氏宗祠是明代“淮南三王”之一——王栋的故居,也是泰州学派讲学场所之一。“泰州学派”我在读中国哲学史时接触过这个名字,现在陡然相见,好像不期而遇,见到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颇感亲切,得仔细研究研究。“泰州学派”上承阳明心学,下接何心隐、李贽等重要思想家,很复杂,这两天,我搜罗了几本这方面的书藉,非十天半个月看不光。等我读一遍,大致能理出个脉络来,再信口雌黄吧。这样才不致于离题太远!

势力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教育流派。阳明学派的崛起也与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的:“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功。为社会普遍承认。因此他成为明中期封建统治阶级的企望而实际又满足了这个愿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弟子对宗师崇拜和爱戴。四处讲学。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亦为明代空前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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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使阳明学成为一代之学。王阳明成为一代名师。并奠定了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思想体系。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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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

如果按照西方哲学史的格式去套,朱子理学相当于中世纪神学,如托马斯*阿奎那。到了阳明心学,步入启蒙阶段,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这个启蒙运动由开创泰州学派的王艮发扬广大,传至李贽,达到了高潮,波及东林党和复社。康乾盛世的文字狱将其扑杀,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余烬复燃,中经洋务运动、辛亥革命,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其盛期。后经1927、1942两个重要的时间点,渐次退潮,至1966年文革爆发,彻底扼杀。

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

朱子理学最大的弊病在于把“天理”和“人欲”绝对对立,绝对割裂,极端蔑视人的物质性的一面。如何“存天理”?一方面是要“灭人欲”,彻底剔除人的物质性,达到纯粹的精神升华;另一方面是“格物”,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来求得“天理”。但朱子对如何“格物”,没有提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没有提供成功的案例。因此,所谓“天理”就只能从“三皇五帝”、“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周公孔孟”中去求。就这样,个人完全失去了主体性,成为僵尸和木偶。

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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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

王阳明发现了这个问题,通过“龙场悟道”,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结论。天理就包含在自己的心中,无须他求。就这样,吾心成为一切存在的基点,也成为评估一切的尺度。西哲云:“人是万物的尺度”,又云:“我思故我在”,阳明先生的意思庶几与上述观点相类吧。但是阳明先生的心,是良知,是孟子所谓的道德直觉,其根本意义与圣人无违,只是稍稍降低了圣人与“四书五经”的权威性,提升了个人的主体性地位。

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泰州学派则走得更远。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钧、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王艮出身灶丁,其学说也更有平民色彩。阳明说:“心即是理”,“良知即是理”,王艮说:“百姓日用即道”,把天理降为普遍人的生活常态。他的“淮南格物”说更加突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就是说,我这个认识主体是一个尺度,是一个标准,而天下国家之类只是“吾身”进行度量的认识对象。所谓“格物”只是“正己”而矣,把“吾身”这个量具搞得精确点标准点,自然就能产生准确的知识。但是,王艮还是承认圣人和天理的存在,而且颇以道统自任,自己想成为一个圣人。所以他与他的老师的学说,冲击的动摇的还只是朱子理学。

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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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

泰州学派发展到李贽,更为极端,他要冲击的,摧毁的是从孔子以来的整个儒学体系。圣人是常人,六经是瞎扯。提出“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除此以外,没什么天理。王阳明、王艮还要“存天理,去人欲”,而他公开肯定人欲的合理性,认为“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并说这才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把思想拉下神坛,彻底平民化和常识化。在思想的还原性方面,让人想起韩非子。这种思想已经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底线,遂引来了杀身之祸。《四库全书目录提要》:“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

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贤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

统治当局对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弹压,不仅在于它的思想异端,更在于它的组织动员能力十分强大。几代宗师人气超旺,一讲学,听者动辄成百上千。群众是乌合之众,难聚易散,但当有人把这群乌合之众整合成一支有信仰、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时,其力量十分可怕,很多造反派就是靠着这种力量上位的。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更是一个具有宗教气质的人,志向远大,行事乖张,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要不是王阳明对他管束得紧,说不准会成为张角、洪秀全之类的人物,或者在还没成为张角、洪秀全之前,就会象他的学生何心隐、李贽一样,被当局杀害。明清之际,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围绕着”讲学权”和”结社权”展开斗争,这个斗争在泰州学派上表现得最为激烈。

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

位于北大街的王氏宗祠是与王艮、王襞并称为“淮南三王”的王栋的故居。王栋是王艮的族弟,是泰州学派的第二代传人。他一生的最主要活动就是在这里创办书院和讲学。房子很大,一境一境的,看过忘记,不说也吧。

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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